韋信手記

香港有一項全球獨特的曖昧文化 ──『X』語言，即對廣播中涉及的商業名稱刻意穩諱，中聽一點叫含蓄或婉轉，難聽一點叫不盡不實。打開收音機，算一算我們一天可以聽見幾多個『X』？『尋日係麥 X 勞食漢堡包』、『最近梁詠琪同Fan X 拍左輯新廣告』、『有無去個灣仔富 X 飯店隔離間友 X 食日本菜』…… 電視劇的監制一樣頭痛，歐陽振華等師兄師姐『落吧劈酒』時，全店的嘉士伯都需用紙巾包著瓶身﹝誰會用紙巾包著啤酒來飲？﹞，又例如薛家燕想煮一頓宵夜給林文龍時會說：『我煮個即食麵你食。』聽清楚，不是『公仔麵』或『出前一丁』，而是『即食麵』。

電台/電視台刻意把對白含糊化，無非為了一個原因 ──免負責任，不論是正面評價的宣傳嫌疑，還是負面評價的誹謗成分，一概都要『X』去。為免瓜田李下，連帶毫無評價成分的『聽日約係大 X樂門口見』等句語也都要避諱不用，這便是矯枉過正了。其實把話說得隱晦，難免會減低其可信性，試想，一名應徵者跟老闆說：『我係 X大畢業，曾經在某大企業幹過多年，懂 XXX 及XXX。』你會聘請他嗎？當發表權威性﹝或信任性﹞言論的時候，例如報章﹝娛樂版除外，唉！﹞、投訴、評論、論文、投資分析等等，必須指明道姓，清清楚楚，勇於說，也要勇於承擔責任，甚至還要標明出處等等，這樣才能令人信服。

因為政治言論或多或少也代表政府，政客發言也都需要依賴權威，切忌模凌兩可，不盡不實。例如美國總統候選人克里會斬釘截鐵指責布殊總統：『你誇大有關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之說。』而非以內地高官口吻說：『某些人在說三道四。』一句說話之中有兩個變數：一﹞誰？二﹞說了什麼？這種小家的說話方式根本是句癈話，無非為了令對手找不著痛腳，留下後路給自己開脫，可憐內地官場就是充斥著這種敢鬧卻不敢認的小男人。早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說：『某些利益集團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 …﹝見下段﹞』信口雌黃的誹謗言論，他敢說是誰在搞獨立嗎？

事實上，左派官員很喜歡玩這樣的語言技巧，隨便翻一翻近期的言論，例子多不星數：

• 中聯辦主任助理王如登說：『某些人經常搞對抗對立…』
• 王如登又曾說：『至於某些人士要求重發回鄉證，我們可以轉達…』
• 鄔維庸說：『某些人士在提出「還政於民」的訴求時，應該反省這些言論會造成什麼後果…』
•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聲明：『…支聯會某些口號，不是內地人、中央政府所能夠接受。』
• 朱育誠說：『出現了有人曲解《基本法》，甚至是歪曲《基本法》原意的情況。』
• 朱所長又曾說：『…就是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 … 為某些利益集團謀求一己的政治、經濟利益，及為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造勢，爭取選票。』
• 梁振英先生說：『一些人在過去一年的言論和行為，值得港人討論和反思。… 一些立法會議員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；也有立法會議員發表支持台獨的言論；有資深大律師在報章撰文，稱八九年東歐民主運動導致共黨倒台，令他(她)「既羑且妒」』

說話曖曖昧昧、不盡不實、詞不達意，十足小女生面對心儀的男孩子時扭扭捏捏：『我咩~~~ 你o羅。』一點也不痛快。難怪如此言論只能夠贏取維園阿伯的共鳴，中產階層的信佢一成都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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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在港聞版不起眼的一角讀到一段社區新聞，謂某活動吸引了不同階層的人仕參加，當中包括『曾在江澤民面前演出的鋼琴家』，在江主席面前表演過就一定是鋼琴高手了？江主席是音樂評論家嗎？人偏偏就是喜歡去拉這一種虛榮的關係，最大問題是，江主席出席了一個活動，當中有人表演鋼琴，我想主席大人才不會理會那個表演者姓甚名誰。常常聽見人說：『XXX 是我的朋友。』他口中的 XXX 是一位名人，說的時候，眼睛發亮，面紅耳赤，恍惚跟名人扯上了關係之後，自己也昇價十倍。然而，想深一層，跟一個名人扯上了關係，他是否真的能夠提高你的質素？看一看：

1. 他是否虛有其表，名不如實？
2. 他的名聲評價如何？
3. 他是益友還是損友？
4. 更實際的是，他究竟有沒有當你是朋友？

要是答錯了以上任何一條問題的話，對不起，我實在看不出 XXX 能夠帶給你什麼好處。

在共黨的政治遊戲當中，這種拉關係的事情其實十分普遍。『XXX 是的我朋友』本身是一張通行証，足以在官場或生意上獲取某程度的好處，雖然那位『朋友』沒有在精神或物質上付出過什麼，但他既然賦與了一個『朋友』的封賞，已經是一個飛黃騰達的保證了。所以在內地的領導層當中，有所謂 X 系人馬，因為他們都是 X 領導的朋友，但當中有幾多真正擁有管治才能？又有幾多是憑著良心做事？要在內地吃得開，不一定要能幹，但要像韋小寶一樣懂得埋堆擦鞋，但小說《鹿鼎記》的世界比我們幸福得多，因為精於擦鞋術的人終歸只能當擦鞋的職位，國家始終還是掌管在康熙一樣的英明君主手裡，天地會也有像陳近南一樣的英雄幫主，但我們的世界呢？

同一樣的故事，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，當年的人大委員長萬里先生屬趙紫陽一系的溫和派，那時候他正在美國訪問，也同樣出席了一個鋼琴表演活動。台上那名女孩子短暫地彈了一曲之後站了起來，當眾向萬里委員長說：『委員長先生，現在不是聽音樂的時候，中國有幾百萬的同胞正在等著你回去。』同類的表演節目，但沒有因為一個領導人的名字而把良心埋沒，反而挺身而出為民主貢獻了一分力，雖然她未能把六四的災難改變過來，但我深深佩服她那一夜的勇氣。在今年的六四紀念集會裡，我跟著人群在維園的足球場上點起了燭光，司儀一聲令下，八萬人站了起來向死難者致敬，同樣一站，相比起站在萬里委員長面前的她，我自覺渺小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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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《經濟日報》的社評如此說：

『… 北京要有效制遏台獨，有需要調整政策，加強壓力，最重要的一張牌就是表明，台灣一旦宣布獨立，台海免不了一戰；要這張牌有效發揮作用，更必須令美台相信，北京有動武的準備、能力及決心，絕不讓阿扁有任何偷雞的可能，亦讓美國深刻了解，放縱阿扁便要面對與北京開戰。

此舉有雙重目的，一是萬一台灣宣布獨立，大陸已作好統一準備；二是讓美台明白後果嚴重，不讓台獨分子妄動，那便可如美蘇冷戰時，因雙方核武的威嚇而從未開戰，收到「相信有戰爭，才可免戰爭」之效。因此，未來數月北京很可能有一連串軍事行動，包括針對台海的軍事演習、增強沿海兵力、增加沿海導彈部署等。…』

以戰爭換取和平？這是一個邏輯上的矛盾，也是布殊總統經常掛在口邊的攻伊謊言。文章又引用美蘇冷戰為例，支持『相信有戰爭，才可免戰爭』的謬論，冷戰時期的核彈危機令全世界人心惶惶，科學家早已警告核戰足已毀滅全人類，我們只要少一點運氣﹝或美蘇兩國其中一位領導人少一點克制﹞，地球恐怕已經在六十年代古巴核彈危機中被摧毀。文中還有另一個矛盾：既然目的是『相信有戰爭，才可免戰爭』的話，那麼『萬一台灣宣布獨立，大陸已作好統一準備』又如何能夠自圓其說？

我對《經濟日報》的社評不敢苟同，但這卻是內地的實際民情。細心一看，內地人的極端民族主義逐漸抬頭，稍稍有一點損害國家專嚴的事情便以激進的方式宣洩，例如導彈誤中中國領事館、中國戰機與美國偵察機相撞事件、釣魚台島主權問題等等，每次都會發生六四事件後鮮有的大型集會，但今天的示威者卻明顯地比六四時候的粗暴得多。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，跟二次大戰時期的德國、日本及意大利相似，我們應引以為戒。

還有一樣更令人憂慮的行為，就是喜歡訴諸武力解決問題。以兩岸問題為例，攻台並非由《經濟日報》首先提出的，反而近期常常聽見人們在茶餘飯後起哄：『打佢』 。或許我們生活在和平的日子久了，已經淡化了戰爭的嚴重性，打仗像讀《三國演義》那樣輕鬆，自伊拉克戰爭開始以來，你何曾聽過內地發起過純為和平﹝而非反霸權﹞的反戰示威？中央對國內的激進民情置之不理，加上百姓對戰爭欲望抬頭，漸漸便會步上二次大戰的後塵。

要解開極端民族主義的死結，首先要從六四事件著手，正因為中央仍然堅持六四鎮壓是正確的關係，『鎮壓才會穩定』的邏輯必須先要站得住腳，真理歸誰並不重要，在乎手段一定要狠辣，不給反對聲音留下餘地。事實上，近年中央不斷『打壓』異見人仕，貫徹以『打壓』來維持『穩定』的政治方針，正等於虐兒的父母會調教出有暴力傾向的兒童一樣，人民的心態已經開始變質，最嚴重的莫過於道德觀念的否定，天下事抬不過『欺壓』二字，不論是依仗權勢，還是糾眾結黨﹝要是可以召來武警的話更佳﹞，總之『穩定』得住就是好貓。

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五個年頭了，但六四的錯誤仍然是要糾正的，除了要為民主運動平反之外，也是同時要把中國的發展的方向重新納回正軌，試想想，要是文革沒有平反的話，在浩瀚的神洲大地上，錯誤依舊延續，獨裁仍然凌駕在道理之上，人民的尊嚴仍遭褻瀆與蹂躪，這樣的國家，如何能夠富強起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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