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個兩制:要權還是要法?

一國兩制本應是矛盾的,但香港人都天真地認為回歸前後的轉變只是『老闆』換了人,百事仍然會風調雨順。事實上,在『五十年不變』的背後,所需要付出的努力,其實比我們想像的都要大。一國兩制,顧名思義是一個國家裡包含了兩種制度,等於在同一屋簷之下住了兩個不同性格的人,大家睡在同一張床、用同一個洗手間、看同一個電視機。幾十年前的農民社會大概還會有大男人當家的風氣,但今天的人已經有自主權、懂分辨是非、也不會因『愛國』而盲目地臣服於專權之下。

一國兩制所面對的第一難題,就是社會上會開始湧現出有別於主流文化的人和事,當中包括社會、政治取向、信仰、興趣、生活習慣等等,情況像位處外地的唐人街一樣,很容易便嗅出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﹝見《在沒有民主的日子裡》﹞。但一群握筷子的人出現在刀刀叉叉的世界裡頭,卻從來沒有過出亂子,沒有想過做反,也不會搞『唐人街獨立』,他們能夠和平共處,雙方不能沒有體諒和包容。只是彼邦的 Diner 容許你說中文、甚至用筷子吃薯條,但不代表你可以脫掉鞋子並『挏』起一隻腳來据扒。

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,只是香港並非外國的一條唐人街,而是內地社會主義上的一條『香港街』,當兩地文化制度走在一起的時候,我們並非來者不拒,總該要選擇性地入鄉隨俗。我們享有更崇高的法治與自由,一國兩制的精神就是要堵截內地的一套專權制度盲目滲入,內地人喜歡上廁所不洗手、喜歡隨地吐啖,我們拒絕,但不代表我們不愛國,要搞獨立。

或許你會認為我的見解是過份偏激了,內地來的自遊行旅客比想像中斯文得多,但細心地看一看近年的港聞版:廿三條立法、高官靠中央關係而上位、用各種手法限制非親政府的言論空間、空降親中人仕入立法會、高調否決普選等等,都說明了內地非文明的政治制度正逐步滲入了香港,而這些手法都是內地現正盛行的一套,難道我們可以依賴『唯中央的命是從』的董班子來堵截嗎?單以最近一則中國銀行的經濟罪行醜聞為例,便說明了三項常見於內地的弊病:

  1. 高層接連被揭發以權謀私。
  2. 案件發生在香港,但相關高層卻被召回內地審訊。
  3. 中國銀行貴為香港的發鈔銀行及上市公司,但每次中央都是事後才發一封新聞稿『知會』港府,金融管理局事前不知,也無權過問,這便是權凌駕於法的證據﹝見《人大還是情大》﹞。

回歸七年,要維持一國兩制是要有所付出的,我們可以對自由行旅客的無禮與粗魯作出諒解和包容,但在黨大與法大的政治問題上,我們是要內地所奉行的『權』,還是香港一直崇尚的『法』呢?香港人還是需要認清自己的底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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