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定位

在最近的政治爭拗當中,忽然冒起了『文化定位』四個字,意思是要政府先對本土文化藝術作『定位』,然後主力投放資源發展。就像老闆先認清楚一項賺錢大計後,勇往直前地去幹一樣,目標加上努力,總有一天會發達的。驟聽起來,這個邏輯十分有顯淺,但只能屬於一種童話式的思維,要是世事都如此單純的話,世界便再沒有窮人了。人類文明發展數千年以來,文化從來也不是單純的概念,她就像天空上漂亮的浮雲一樣,體態雖然華麗,卻沒有固定的形狀,不能預計,亦無從定位。

文化藝術的界線是模糊的,所以她不能被局限在一個既定的框框之內,即是說文化根本不能被定位。試想像,要是我們把書法定位在篆書、隸書、草書、行書、楷書之內的話,曾灶財的作品便只能被拒諸門外了,又例如採用彩色或透視手法的新派國畫、舞台粵劇、街頭舞蹈、Hip Hop 等等,我們對這種『不被定位』的另類藝術又要如何評價?

文化藝術跟創作是離不開的,創作就是創造,而我們不能對未創造的事物預先評價並制定發展藍圖。十多年前,我們不能預知曾灶財的出現、William Hung 的冒起、Twins 的走紅、以及周星馳無厘頭的熱潮,在他們出現之前,我們能否預先把藝術定位?並塑造這批藝人來切合現在的需要?六十年代能否預測七十年代電視劇主題曲的影響力?七十年又能否預計到八十年代的日本潮流文化入侵?假若你要跟現在的樂壇定位並制定發展藍圖,藝術要在那裡定位呢?Twins?謝霆鋒?還是前衛的 Hip Hop 與 R&B?

或許你會質疑,文學不也曾被定位嗎?事實上,中國從古代的樂曲到魏晉的五言詩,以至唐詩、宋詞、元曲、明清小說、及至近代的白話文。從歷史角度來看,每個朝代的文學確實曾被定位,但這種定位只屬歷史的評價,而非當時的自我定位。只要細讀文學史,便會發覺歷史的定位跟當時官方的評價是背道而馳的。樂、曲、詩、詞、戲曲、小說、白話文在當時來說是一種通俗文學,是沒有地位的,只能在坊間互相流傳娛樂,不能登大雅之堂。而當時最受官方推崇的文學是八股文 ── 一種以文載道的嚴肅文學。東方如是,西方也如是,印象派興起之時也未受大眾賞識,梵高的油畫乏人問津,最後鬱鬱而終。

今天,我們對曹雪芹、梵高、陶淵明等藝術家推崇備至,有否想過他們在生之時是多麼的失意?被評為不入流,不被賞識,要是當時官方替這種二流藝術作定位及重點發展,那是一個天大的笑話。假若文化真的可以被定位,政府應該考慮替曾灶財、William Hung 及牛佬﹝漫畫主筆﹞作重點培育,也許他們才是臥虎藏龍、港人之光哩。

323

文化乞丐

西九龍文化項目才剛出爐,民間不滿之聲起始彼落,可是說來說去,總不能歸納出一個共通的理由,有的反對單一投標方式、有的投訴文化項目不能由地產商主導、有的說項目缺乏了文化發展藍圖、有的說香港缺乏了文化教育、有的認為博物館在香港沒有巿場、也有批評天幕設計的聲音,百家爭鳴,就是說不出西九龍該如何去辦。巿民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,香港一直貴為文化沙漠,藝術團體從前要地產商資助十萬八萬也難於登天,如今他們『忽然』對文化界頻抛媚眼,並謂『賠百幾億也在所不惜』,文化人都嚇了一跳,活像一個平時只為一日三餐而活的乞丐『忽然』變成了王子一樣,瞥時間要制定出人生大計,誰都會變得手足無措。

總括來說,各方的聲音都是為了同一個出發點:文化發展的軟件不足,養不好那隻母雞﹝藝術教育﹞,它生下的蛋﹝設施﹞也不會健康。我的立場是清晰的:先要有蛋,才能有雞。一如在前文《文化情》裡所說,文化設施的建設是不需要理由的,不需要什麼藍圖,也等不到藝術教育有了成就才去幹。藝術是不可能經教育去硬塞給下一代,文學就是一個例子。香港的中文教育一直不乏資源,但多年來,香港一共誕生了有多少位文學家?所以藝術不是『教』出來的,而是要培養出來的,從欣賞開始潛移默化地提升個人的品味。當有了高質素的作品供欣賞後,香港人的藝術品味自然便會被提升,就如今天的大會堂一樣,到場欣賞演奏會的人不一定都聽得明白,但多聽一兩場後,人便漸漸的開始懂,香港如是,全世界也如是。

無線及港台一連兩日播出了《忽然文化》的新聞專輯,當中梁文道曾說文化人是不被重視的,『感覺上像個乞丐』。這句話令我感觸良多,作為文化人的一分子,我們的確是乞丐。當獨立創作人時,我們乞求人來欣賞、認同;搞展覽會的需要四處乞求經費;搞成了,反而去乞求群眾來參觀,其實我們一輩子都要降低尊嚴去乞求,不同的是,我們不為肚皮,為的是精神上的滿足。文化工作者對藝術的付出是群眾所不能理解的,我們是乞丐,在文化沙漠裡乞求一滴甘露,也是渴望移動大山的愚公。地產商的文化情在一夜之間忽然從冷漠變為熾烈,背後的動機當然不會是『我深愛文化』如斯簡單。然而,香港人對文藝設施已經等得望穿秋水了,一夜間多了一個古根漢或龐比度博物館,對香港來說,到底並不算是壞事。

地產商的忽然垂青並不可怕,但群眾忽然對文化的關心卻令我頗為擔憂,一時抖出了香港藝術館去年只有廿二萬人參觀;一時又批評四十億的天幕『多餘』。一如去年皇馬訪港的鬧劇一樣﹝見《足總執笠吧!》﹞,群眾最終把足總拉倒了,但自從皇馬走了後,香港巿民對本地足球運動依舊冷漠,當皇馬的三分鐘熱情退卻以後,足總仍然乞不到人來支持,所以早說足總應該執笠。文化藝術也是既吃力又不討好的事情,一年只有廿二萬參觀人次的藝術館不是批評西九龍項目的理據,而是我們對文化藝術冷漠的反醒。四十億元的 Norman Foster 設計、五萬元的曾灶財作品,值還是不值?與其乞求認同,不如也都執笠算了。

319

文化情

西九龍的文化項目現正進行諮詢,輿論都是一面倒指責政府的。當群眾的情緒普遍處於『百犬吠聲』的狀態時,爭拗己經變得不理性了。而用非理性的態度去討論本來已經是模糊的文化藝術,情況會跟台中巿一樣:博物館最終會胎死腹中。

西九龍文化項目的致命傷,是文化藝術本身並沒有一套科學標準去衡量成效,所以質詢比証明容易,實幹遠比批評來得困難。當古根漢和龐比度獅子開大口地索價逾億元時,這將會是物有所值嗎?『值』由哪一條公式計算?以入場費收益來計?曾灶財的墨寶賣得五萬多元,對本地的經濟影響了多少?對本土文化有多大意義?香港人的藝術品味又會因此而提升了多少?誰可以判斷?我只知道畢加索的《巡遊》畫離鄉賤,淪落在一個商場裡展覽,究竟香港具規模的博物館在哪裡?相鄰的上海、北京、台北早己擁有像西九龍一般的大型文化建設,香港的文化步伐顯然落後於人,甚至比台中更不如,她如何僭稱亞洲國際都會?

話說去年台中巿大力推動了一項像西九龍的大型文化建設,並著意由古根漢博物館去承辦,時間上足足比香港早一年有多,並幾乎落實簽約,但項目卻在今年十月底給巿議會擱置了下來。問題在於古根漢索價過高,藝術界雖然支持,但可惜沒有爭取到普遍巿民的認同。事件最後演變為群眾運動,項目被批鬥成『割地給古根漢』,而用在評估上的七千萬元新台幣更被抹黑成『挪用公帑』,巿長被告上了法院。文化項目淪落至斯,不難令熱心的工作者感覺無奈。香港會成為另一個台中嗎?

文化是不可或缺的,她有如養育我們成長的母親,經歷過付出、老去、被淡忘等百般滋味。唯獨她的愛一直流漩在我們的血管裡,看不見、割不開,不用懇求、也不是施捨,默默地成為生命裡最重要的元素。記得小時候那一件小毛衣上佈滿著母親的縫補,穿起來感覺特別溫暖。長大以後,我們雖然可以買下十件八件名廠毛衣,但它們畢竟都是人生裡的過客,舊了便得丟棄。只有在回憶裡的小毛衣能夠歷久不衰,因為它曾經附有母親的體溫,令我們畢生難忘。母愛不是慾望,而是精神上的昇華,她斷然不是從夜店裡撿來的流鶯,而是和藹可親的師友。然而,母親總有年華老去的一天,卻老而不衰,她的愛是沒有時空、沒有界限的,她不是一台退化了的機械,而是那夜空上的點點繁星,百年如一地閃耀著彩色的光輝。母愛不能以歲月來衡量,也不受俗人的目光所輕視。無論如何,母親是不能被唾棄的,只因為血濃於水,不需要任何理由。

318

勇於藝術

在中國哲學裡,人生分為真、善、美三部分,有所謂科學求真、道德求善、藝術求美,三者之間並沒有矛盾。以一個本年度最新款的 Prada 手袋為例,求真可以講究手袋的質料、大小、耐用程度、甚至在米蘭站脫手後的價錢等等,一切依數據為本。相比起來,求美則模糊得多,一個手袋美與不美,純粹出於個人的感覺,因為美本身就是不清晰的。求善也是相同的道理,這個人的品格好不好,也沒有真實數據可以證明,假若閣下認為深圳羅湖城的 Prade 跟中環 Landmark 裡頭的 Prada 『都係一樣』的話,那就是『善』的標準有問題。

驟聽起來,在求真、求善、求美之外,也應該加上求『財』,沒有錢,大概便不能夠在道德之內換來一個既真且美的 Prada 手袋了。然而,想深一層,妳能夠為『美』付出多少?是當妳富有的時候,才願意用零錢去求美?還是當妳衣不蔽體的時候還會殷切地求美呢?許久以前遇過一位落魄的畫家﹝見《病態消費者》﹞,他家境並不富裕,但他畢業後並沒有急於去找工作,反而是揹上了背囊,隻身跑了去巴黎的梵爾賽宮,一睹夢寐以求的大師傑作,為求『看』一幅畫而甘於流落異鄉,那是典型以藝術為重的理想主義者,他所付出的勇氣,並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可以想像的。

美的物事難求,有巿場便必然有價,但我們不能本末倒置,美與錢之間其實是沒有必然的關係,美的東西不一定要價值連城,反之,一個被瘋狂炒賣的品牌不見得一定是美,藝術本身不應是偶像崇拜,也不是羊群效應,美只在乎個人的品味。事實上,在一眾大師的眼裡頭,美是無處不在的,可以是《蒙羅麗莎的微笑》,也可以是路旁的一束花或一塊石頭﹝見《散步》﹞,問題是你敢不敢在路邊撿起一堆廢物,然後四處炫耀它的美?要成為一位藝術家,除了要獨具慧眼之外,或許還需要一點勇氣,這點勇氣會令人敢於推崇不為俗人所接受的美,他們才是推動藝術發展的先驅。你認識這樣的一個人嗎?不論是第一位欣賞曾灶財塗鴉的朋友,還是第一位把紅白藍膠袋視為美的設計師,他們都勇氣可嘉。

315

懶↑

在語言學的理論上,語言是因應人類生活所需而產生出來的,所以不同地區的方言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當地的文化,例如中國人對食的要求很高,所以煮食的 詞匯也很豐富:煎、炒、煮、炸、燉、燜、焗、烚、烙、煲 ……. 林林總總,外國人則來來去去只有 fry、steam、boil,要是番鬼廚師東來拜師學藝,定必雞同鴨講、『一言』難盡。相反,英國多霧,形容霧的詞彙則比中文多:Fog、hazy、 brume、mist、smog、miasma ……… ,而中文只用霧、煙霧、迷霧、噴霧,也是一個『霧』字走天涯。

要研究 一個民族的涵養,其實可以從他們的粗話中略知一二。義大利人和日本人在鬧人的時候大不了把人稱呼作豬或者蠢才,這是一個十分斯文的用語,跟英語及中文那種直搗黃龍之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。再說,國語跟廣東話的粗話又有微妙之別,國語多用『幹』字,這個字原意解作『做』,但跟被鬧者『做』什麼則沒有清楚說明, 所以在意思上是極為含蓄的,只有鬧人與被鬧者之間才能夠意會出來。相反,廣東話的粗話則帶有一種野蠻的脾性,認為一個『幹』字不夠達意,要創做一個獨特的詞彙來表明鬧人者想『幹』什麼,字面上含有強烈的痞子謾罵意味。

在粗話的表達層面上,明顯地說出了廣東人有一種粗魯的潛藏文化。然而,在眾多的詞彙當中,最令我感覺羞愧的還是香港俚語中的一個『懶』字,不是懶惰的『懶』,應該把尾音向上提,音『懶↑』。『懶↑』是一個否定字,跟『不』的用法 一樣,但『懶↑』只適用於否定他人的優點,例如懶叻、懶醒、懶有學問、懶有文化﹝修養﹞等等,而不會見於懶蠢、懶笨、懶無知等否定缺點之上。歸根究底,是香港人普遍有一種妒忌心態,再演化為『唔抵得』,所以一遇上比自己優越的人時,不讚他『好叻』,反而揶揄『懶叻』。這個『懶↑』最令人痛心的是它把一貫的道德觀念扭曲了,把『叻』從原本的正面評價改變成負面,歪曲為一種炫耀,而把自身的不足美化為謙厚,這是典型的阿 Q 精神,依魯迅的看法,這是民族的一大禍害。

314

《靜》

阿虫有一幅畫,主題稱作《靜》。這幅畫很簡單,只有一點和一個『靜』字,充分顯現了一個畫家想表達的意境,令人看上去感覺很『靜』。因情生畫,因畫而見情,這便是藝術,不一定難懂,也不一定要大學畢業飽讀群書才看得明白。

我常說電腦的布林邏輯並不切合現實的需要,以阿虫這幅畫而言,構圖很簡單,但已經足夠超越任何電腦能夠計算出來的境界,例如什麼叫『靜』?我們可不可以把『if 靜 then ……』這樣的邏輯編寫出來?或許『寧靜』可以,但附帶上的安靜、平靜、恬靜等意境則不能表達。布林邏輯是存在主義論的忠實擁躉,它只會明白『有』與『無』的分別,不能理解中國哲學裡頭『無限』的境界。在《靜》之中,第一個層次代表沒有聲音,但在更深的一個層次上,『靜』才是另一個無盡境界的開端,畫家沒有告訴我們那是怎麼樣的『靜』,但你不難發現他所表達的意境根本不是突顯聲音的存在與否,而是從更超然的層面去看,是寧靜,但也是安靜、平靜和恬靜的境界,從『無』擴展至『無限』的意象空間,阿虫用的就只有一個淺綠色的圓點。

從前比較執著真實與虛構的問題,一直相信真實才是重要的,直至一天了解到『無』及『無限』的哲學關係後,整個世界也因而改觀,然後發覺『無限』是無處不在的,例如無皇管、無錢、無女朋友、無專嚴、無飯開,一概都是『無』,但『無』的背後都擁有『無限』的意境空間。例如某君告訴你:『自從 x 走了以後,我再也沒有認識其他的女朋友了。』同樣是『無』,但背後則包含了痛苦、無奈、寂寞、懷念等百感交集的情懷。一天,你女朋友氣得不得了,她不願意接聽你的電話,她一直沒有跟你說過一句話,恰似暴風雨前夕的平靜,這個『靜』,你多麼渴望只是一個寧靜的境界。

306

散步

曾經說過香港人都很忙﹝見《忙碌的人》﹞,從來沒有一刻可以悠閒地生活。最近一項調查發現,多數香港人在放假的時候都愛把行程擠得密密麻麻,九天七國的歐洲遊,每日趕鴨仔般早出晚歸,比上班還要辛苦,香港人的假期就是不能舒舒服服、無所事事嗎?我一直抗拒著香港人的節奏,但回港三年之後,發覺自己的步伐已經愈來愈快,愈來愈夜『﹝目訓﹞』,放工後的四五個小時裡總有一堆雜項令自己瞎忙,整理相片、網站 …… 數之不盡。

最近在讀宗白華的《美學散步》,宗白華是中國近代美學的大宗師,把該書題為《美學散步》而非什麼《掌握美學十八法》或《傻瓜系列之傻瓜學美學》,當中必定有其深意。翻開該書的第一章,如此說:

『散步是自由自在的、無拘無束的行動,它的弱點是沒有計劃、沒有系統。…. 散步的時候可以偶爾在路旁折到一支鮮花,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別人棄之不顧而自己感到興趣的燕石。無論鮮花或燕石,不必珍視,也不必丟掉,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後的回念。』

『美』一定在散步的時候才可以感受得到,香港人正正就是缺乏了這種情操,令我們愈來愈不懂得欣賞美。你記得自己上次去散步的是什麼時候嗎?散步必定要自由自在的、無拘無束、沒有計劃及沒有系統的,所以『帶隻狗落街柯屎而且要係九點半前返屋企睇《金枝慾孽》』的不算散步,就好像一首古典音樂一定要安靜地坐在沙發上去享受、去欣賞一樣。我們沒有散步的習慣,徒然令我們錯過了身邊許多的『美』,沒有欣賞過路旁的鮮花或燕石,沒有欣賞過夜空上的明月、堤岸上的燈火,也沒有欣賞過黃葉遍地的秋景。

你有多久沒有跟身邊的人散步﹝注意:是散步不是 shopping﹞?有多久沒有靜靜地凝望著她?欣賞過她的美?這幾天月圓之夜,不妨跟她到城門河畔散步賞月,你將會發覺面前的她比在記憶裡頭的更美:明澈的眼睛像一顆深不見底的水晶石、柔絲般的秀髮寸寸的扣人心弦、加上嘴角令人目眩的微笑,每一分也會令月亮為之動容。這一刻的美,不必珍視,也不必丟掉,留在心上,可以做散步後的回念。

303

斤有漢汗都要死

劉慧卿辦事處早前遭愛國人士縱火,牆上留言恐嚇:斤T有漢汗都要死,看後彷如丈八金剛,叫人摸不著頭腦。幸虧記者想像力豐富,大字標題給讀者解了畫,原來七個字中錯了兩個字,應該是『所有漢奸都要死』。這段報導令我哭笑不得,笑的是愛國者知識水準有限,竟然還厚顏地去批判誰愛國誰不愛國;哭的是我們其實在五十步笑一百步,誰敢說自己不會寫錯別字的,便先站出來指責他吧﹝借了一個聖經故事作比喻﹞。香港人大概不會在這七個字裡連錯兩個字這麼羞家,但在十七個字之中,或許都會錯一個別字。我曾經頑皮地去考身邊的朋友,要他們默寫:『有人辭官歸故里,有人漏夜趕科場』,發覺一眾高薪厚職的專業人土﹝當然,幹寫作或唸中文的除外﹞,竟然沒有一位能夠把它寫得完整,足證我們跟愛國莽夫一樣 ── 羞家。

要根治香港人錯別字的毛病,要先從 ICQ 語言入手,網上一切代替詞都需要糾正,例如什麼是『5D』、『令女』?很佩服網友的創意及想像力。網上人原本為求把難寫艱澀的生字簡化,紛紛用上代替字,雖不鼓勵,但仍然可以理解。但年輕人都愛鸚鵡學舌,網上便流行著這些不三不四的中文,例如『咩樹?』、『仲咩話我?』、『唔豬妳講咩』等等,但『樹』比『事』或者『豬』比『知』更加複雜,年青人用上了這些代替詞,除了貪玩外,我再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可言。然而,我們不能因為好玩而抹殺了文字的藝術,學生錯別字的問題已經夠嚴重了,連中文的根基也打不好的話,便不能未學行先去學走,在玩這些遊戲文字之前,唔該,請先練好正字。

要數錯別字最厲害的地方,非香港的食肆莫屬了,內地研究簡體字的專家大可以到本地茶餐廳走一趟,必定增廣見聞,大開眼界。香港的伙計落單用字的簡化程度,實在匪夷所思,中國四大發明:粥粉麵飯,一概都有相應的代替字。請問伙計寫著『X肉反OT』代表什麼呢?答案是『叉燒燒肉雙拼飯加檸檬茶』,『OT』賣得多了,但我敢保證,他們一定不會寫『檸檬』二字。某次在酒樓午膳時,叫了一客喜愛的『北菇乾燒伊麵』,伙計在賬單上寫著『北古干 C E 面』,六個字當中簡化了五個,死未?但我肯定廚房師傅必定是猜謎語高手,因為傳出來的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『乾燒伊麵』,而非『乾屍塊面』。

273

大聲永遠是對的

這個世界,真理長存,視乎堅持的人是否夠『人多勢眾聲大夾惡』,提倡這個主義的,正是我們偉大的毛主席。自 49 年解放以來,因為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』的關係,我們的『新中國』便雷厲風行地推行一系列的新制度,包括一些無無聊聊的擾民制度,這一切,無非是為了『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,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』而跟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對著幹。時移世易,因為十億華人被迫接受了『新思維』的原因,無論如何擾民,總會變為主流制度。

跟圖書館有切身關係的,莫過於漢語拼音法的轉變,全世界自49年以前己經採用 Romanization 或 Wade Gile 拼音法,中國大陸卻要前無古人地建立一套 Pinyin 拼音法。這一改,中文書目錄都需要重新編輯,全球的圖書館為此所花費的人力動輒以年份計算。也許新作風真的會把舊有的問題根除,但並非所有的制度都對百姓有利,要是硬改了,徒然勞民傷財。比方說,中國採用了美國圖書館編制的 Marc 目錄格式,卻又『抄o的唔抄o的』,自行創作一套 CNMarc 格式;還有,內地自有一套書目註冊號,跟國際慣用的 ISBN 有別;中文字的編碼方式也不愛 Big5 或 Unicode,硬要來一套 GB 碼,這一切都成了內地書商向海外發展的阻礙。

最致命的要算簡體字的誕生。首先是 1964 年的『簡化字總表』,後來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刪去了大量同音而不同義的文字,忽然間『鬆』『松』不分、『錶』『表』不分、『像』『象』不分、『覆』『複』『復』也不分,共和國的子孫都變成了差不多先生,文字搞了個大兜亂。因簡體字廢掉了原有漢字的表意性,近年政府又『局部』性把繁體字正身,總之在這四十年裡,中文字被前改後改,百姓被『新思維』玩得透徹,中國文化被『革了半條命』去。

中國人除了要從新學習文字外,還要從頭學好語言。不信?中央政府一直喜愛推行『新中文』,即創出一些連字典也找不出的名詞來,不知道從哪時開始便把『太空人』改了作『宇航員』,原來楊利偉不是飛上了太空的太空人,卻是『航』了『天』的『宇航員』;此外,為什麼好好的一句『向警察報案』會變成了『向公安檢舉』?『巴士』變成了『公車』、『冷氣機』變成了『空調』、『失業』變成了『下崗』、『電腦』變成了『計算機』、『電視』變成了『彩電』﹝難道還有黑白的不成?﹞難怪香港人說話都愛引用一兩個英文單字,因為起碼『Television』一字十年如一,不會被共產黨改成了『Coltel』。

255

男女平等與權力鬥爭

說起大學時期的亂o翕趣事,不得不提十年前一篇社會科學課的論文,那次我應『男女平等』的題目來發揮,同樣因教授的觀點不同而獲得劣評。然而,這跟上回『哥倫布 vs. 麥哲倫』的情況不同﹝見《咁即係有幾多分?﹝上﹞》﹞,歷史觀點往往早已蓋棺論定,但許多社會科學的課題均沒有實質的對或錯 。舉例說,共產主義是對還是錯?不同人、不同年代或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定論,若教授單從對學生的觀點苟同與否而衡量其優劣,這是以偏概全。從前最怕的便是遇上這類故作開明的教授,口裡說鼓勵學生 be creative,暗地裡卻用一套既定的價值觀去評分。說穿了,即是表面上『高度自治』,骨子內裡則是『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』。

回說那一篇論文,九十年代的男女平等普遍趨向女權主義,即女性証明自己可以勝任男性的工作,這個我一向持開放態度,但反對單純地為了証明自己而工作。那一年,我從社會科學的文獻上找到了一些關於文革時代毛主席的『半邊天』思想的評論,証明胡亂鼓吹女權主義會嚴重引起社會規律失衡。我的論點是工作無分男女,也無分貴賤。情況等於一檯麻雀,從前的規舉是女家只能吃雞糊,男家卻可以三番起糊,這是不公平的,理應把職責給搓勻了,模一手爛牌的便做平糊,模一手好牌的便去做清一色,總不成人人都扣起東南西北去做十三么,這樣單保誰也糊不了。這個觀點跟女權主義之別,是並非單單把女姓的選擇權移到男性的圈子裡去,而是從廚房開始把選擇範圍擴闊出去,達至一個男女共和的社會。

畢竟社會科學並不是我的專業,早已失去談論男女平等的興趣。唯一肯定的是,中國人一定實現不了這種平等主義,因為數千年來的中國文化也離不開一個字 ── 權。國家要有一個人掌權、家裡有個父親作家長、男女之間也是男性從權。專制社會的政客只要跟對了當權者,便保證官運亨通,保證不被排擠,更可以保證有一口飯吃。若有人要動搖這個權,牽涉的人太多,涉及的利益也多,政治風波是可以預料的。今天的民主政治,就是要把權放在麻雀桌上搓勻,再由旁觀者監管,於一個專權文化的社會來說,這是萬萬不能接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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